1937年，抗日战争的烽火全面点燃，日军旋即沿着津浦路一路南下，直逼山东境内。彼时的山东，本应有着较为坚实的防御力量，毕竟尚有十余万部队驻扎于此。然而，令人痛心疾首的是，驻守当地的国民党大军，在日军来袭之际，竟全然不顾家国大义，一听到风声便仓皇逃窜，如此一来，便将广袤无垠的山东大地拱手让给了日本侵略者。

当此危急存亡之际，中共山东省委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在省委书记黎玉的引领之下，勇挑山东抗战的重担，担当起那份无比重要的使命。

在后续的抗战历程里，山东地区的抗战局势呈现出颇为特殊的态势。彼时，日军在山东的掌控力度相对薄弱，仅仅把控着各大主要城市以及交通枢纽罢了，至于广袤的农村和县级区域，日军所部署的兵力则较为稀少。

在此种形势之下，于中共的引领之下，山东民众迅速集结并组建起了多支八路军游击队，由此，山东地区的抗战局势逐步呈现出好转的态势。

抗战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在此情形之下，山东地区很快就出现了干部极度短缺的状况。省委书记黎玉当机立断，亲自踏上前往延安的行程，其目的便是恳请中央能够派遣众多干部前往山东给予支援。

1938年4月，中央选派了50名军政干部，同时配备两部电台，自延安启程奔赴山东，且把山东省委进一步扩展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同年8月，中共中央再度抽调160余名干部学员，由张经武等负责带领，前往山东给予支援。

凭借着诸多来自延安的优秀人才给予的有力支撑，山东地区的各支抗日武装力量得以迅速完成集结。嗣后，经由中央的批准许可，八路军山东纵队正式宣告成立，其肩负起了对山东全省八路军游击部队进行统一指挥的重要职责，而张经武出任该纵队的总指挥一职，黎玉则担任政治委员这一要职。

就在同一时期，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的称谓发生了变更，被改称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而郭洪涛出任了该分局的书记一职。如此一来，在当时的整个山东根据地范围内，已然形成了以郭洪涛、张经武以及黎玉作为核心骨干的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体系，在这样的领导架构之下，并不存在指挥方面的相关问题。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当时那个阶段，山东人民所拥有的抗日武装力量尚显单薄。当抗日战争逐步陷入僵持局面之际，山东地区严峻的抗日形势急切地呼唤着更多武装力量给予支援。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中共中央举行了相关会议，做出一项重要决定，那便是委派罗荣桓、陈光带领115师师部以及一部分主力部队前往山东。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时候，115师的领导班子已然发生了变动，代理师长一职由陈光担任，而罗荣桓则出任政委一职。

毛主席曾有过这样一番表述，彼时众人皆把山东的抗日八路唤作“土八路”。而当115师这般主力师被派往山东之后，往后不管是面对日本人，还是蒋介石一方，都再无法将山东的抗日力量称作“土八路”了。

事实上，从侧面亦能明显看出，中央对于山东抗日根据地极为重视，115师的抵达势必会在山东发挥重大作用并大有可为。而实际情况也正如所料，伴随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到来，山东地区的抗日力量获得了极大幅度的增强。

历史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在早期阶段，陈光与罗荣桓二人配合得极为默契，可谓亲密无间。也正因如此，115师得以在山东地区成功扎下根基，稳稳站住了脚跟。并且，面对日军接二连三的扫荡以及围剿行动，115师均能予以有力回击，屡次将其成功击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发生在1939年的陆房突围战，彼时，115师的主力部队以及机关人员加起来总计3000多人，被日军紧紧围困在一片范围不过10余里的区域之中。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陈光毅然决然地身先士卒，亲自带领着战士们奔赴战斗的最前线。面对日军一次又一次的猛烈冲击，他们毫不退缩，顽强抵抗，接连击退了日军多达9次的疯狂进攻。最终，陈光成功地率领115师突破了日军的包围圈，化险为夷。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战当中，我军仅仅付出了360人的代价，便成功歼灭日军多达1200余人。也正因如此卓越的战绩，陈光获得了蒋介石给予的特别嘉奖。

眨眼间，罗荣桓与陈光率领的115师便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声名鹊起。彼时，山东地区的日本最高指挥官尾高龟藏，因115师的存在而寝食难安，整夜都难以入眠。他心心念念着要将115师的主力一举击垮，为此多次谋划行动。可最终的结果却总是不尽如人意，每一次尝试都遭受挫折，以至于到后来，面对115师的顽强抵抗，他都有些渐渐麻木了。

就这些作战情形而言，当115师进驻山东之后，山东的抗日局势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那么，是否就不存在其他问题了呢？实事求是地讲，部队于战场上的表现的确是日益精进，然而在政治以及领导层面却滋生出了一些隐患。

如前文所提及的那般，自115师踏入山东这片土地之后，山东当地原本就存在着由山东纵队对所有抗日武装力量进行统一整合的情况。从这个层面来讲，115师在级别方面与山东纵队是处于平行状态的，并且需要明确的是，115师属于外来给予援助的力量。

毋庸置疑，在最初阶段，兄弟单位采取平行作战的方式是毫无问题的。然而，随着抗日形势不断朝着好转的态势发展，关于统一领导的事宜已然到了不得不被提上议程的关键节点。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当年抗战形势极为严峻的情况下，山东纵队与115师由于诸多问题的存在，未能妥善解决统一指挥的难题。并且，二者因分别处于不同地点作战，竟然形成了领导山东抗战的“两个中心”态势，这无疑给当时的抗战工作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1939年3月24日，朱德总司令领衔向毛主席发出致电内容如下：彼时115师虽已抵达山东，然而陈光、罗荣桓二人在军事与政治方面着实较难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核心，整个山东地区尚缺一位能够起到关键支撑作用的骨干人员。基于此种情况，我方拟定派遣徐向前同志以及朱瑞同志前往山东开展相关工作。

想必大家对徐向前都耳熟能详吧，他堪称曾经红四方面军的一面鲜明旗帜呀，而且在后来更是位列十大元帅之中，属于其中的佼佼者呢。若由他出任整个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总司令一职，那必定是毫无争议可言的啦。

朱瑞在政治后勤方面堪称一把好手，四野炮兵兵团日后得以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精心运作。如此看来，由他出任政委一职，实在是极为合适的安排。

1939年6月，徐向前与朱瑞抵达山东，而后八路军第一纵队得以成立。据山东分局机关报的相关报道显示，在当时，山东以及苏北境内的全部八路军部队，均由八路军第一纵队进行统一指挥。

如此一来，那隐患是否就得以解决了呢？实际情况是，整个过程远没有想象中的那般简单。在当时的情形下，若要切实确保徐向前能够进行有效的领导，那么就必须妥善解决山东纵队的领导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才行。

在当时的形势下，张经武与郭洪涛坚决遵循党中央的指示安排，先后动身前往延安，目的是参与中共七大这一重要会议。而在山东方面，朱瑞接过了郭洪涛的重任，出任山东分局书记一职，并且同时兼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由此开始对山东地区的党政军民各项工作进行统一的领导与统筹安排，如此一来，相关问题在当时便得到了阶段性的妥善处理。

不过在1940年的时候，徐向前因身体方面的原因回到了延安。而随着徐向前的离去，朱瑞同志也遭遇了诸多困难。毕竟朱瑞同志在军事方面的威望有所不足，如此一来，山东地区在领导层面存在的隐患依旧未消。

此后，山东的局势愈发错综复杂起来，日军针对山东的打压行径愈发变本加厉、来势汹汹，与此同时，山东的领导层面亦开始滋生出分歧。

起初，朱瑞与115师在作战事宜上出现了分歧。对于打仗相关的诸多方面，双方皆持有各自不同的见解。朱瑞曾对115师作出了颇为严厉的批评，而这一批评之举，使得他和当时的代理师长陈光之间产生了矛盾冲突。

就拿当时的情况来说，陈光曾拿着一份来自总部的电报，向罗荣桓发起了抱怨。那份电报里提到：“在大金顶战斗期间，你所率领的部队中出现了干部严重违反纪律的情况，存在枪杀俘虏的行为，情节相当严重，总部为此给予了通报批评。”而罗荣桓听闻之后回应道：“这件事早就已经处理妥当啦，犯了错误的那个科长都已经被撤职了呀，怎么到现在还要进行批评呢？”

陈光心头怒火中烧，当下便朝着罗荣桓直言道：“这事儿你就别插手了，我得当面去质问那个前来告状的人。”彼时的他已然认定告状之人乃是朱瑞，也正因如此，后续便出现了两人激烈争吵的局面，彼此都不肯相让……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朱瑞想要妥善处理好与115师师长之间的工作事宜，无疑是颇具难度的。

众所周知，陈光的性格颇为直率，遇事还容易冲动起来，就因为这样，他和黎玉之间的矛盾闹得极为激烈，几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每次罗荣桓出面进行劝阻时，都会遭到这位搭档毫不留情地反驳，甚至还得承受对方飞溅而来的唾沫星子。要知道，领导班子内部若是这种分歧持续不断地存在下去，那极有可能会对整个抗战的进程产生不利的影响呀。

鉴于山东当时局势的复杂性，中央作出一项重要决定，那便是要在山东地区遴选出一位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一元化领导的人物，从而彻底解决山东地区统一指挥方面存在的问题。彼时，符合这一要求的候选人主要聚焦在陈光以及罗荣桓二人身上。

在相关的推荐环节中，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朱瑞对罗荣桓予以推荐，而罗荣桓自身也得到了陈光的推荐，同时有趣的是，罗荣桓亦推荐了朱瑞。经过一系列的考量与抉择，最终罗荣桓脱颖而出，肩负起了山东一元化领导的重任，全面负责党政军各项工作。他身兼数职，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还出任115师政治委员兼代理师长之职。

毋庸置疑，针对朱瑞与陈光所存在的相关问题，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决定，要求二人前往延安参与中共七大，以此方式将二人调离原岗位。而朱瑞与陈光二人亦是毫不犹豫地坚决遵循了中央下达的这一指令。

就在即将离别之际，陈光已然察觉到了罗荣桓所具备的诸多个人能力。彼时，他对身旁的战友如此说道：“我马上要前往延安去学习了。经过这几年的实践检验，事实充分表明，罗荣桓同志的做法和理念皆是正确无误的。期望你们日后在他的带领之下，能够齐心协力，把工作认真做好。”

的确，正如实际情况所呈现的那般，在罗荣桓肩负起相应职责走马上任之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局势便迅速得以稳固下来，而且还收获了极为丰硕的成果。直至抗日战争宣告结束之际，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规模已发展至涵盖2400万人口之多，正规军队的兵力达到了27万余人，地方武装以及民兵的数量加起来总计有200万人。

显而易见，彼时中央所做出的抉择是何等的精准无误啊！不容置疑的是，罗荣桓所实行的一元化领导，为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筑牢了根基。不得不承认，毛主席当时采取调走两人、扶正一人的举措，着实是极为巧妙且高明的呀。